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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我下面要介绍的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同时又是一段被同袍严重低估的宝贵经验。自1644年甲申国难以来,历史总共给予了我们炎黄子孙三次匡扶华夏、复兴汉服的机会:第一次是南明反清复明的抗争,第三次是当下的汉服运动,这第二次就是民国的小规模汉服复兴运动。有的时候,人越是热爱一件事物,就越容易被它狠狠伤到——因为爱,所以在乎,所以心痛。这是我翻开史料时最常有的感受,也是我想首先提醒阅读此文的同袍们的事情:了解这段我们百年前曾与恢复民族传统服饰擦肩而过的历史,需要强大的心理建设。

其实把民国时期出现汉衣冠的现象被称为“汉服复兴运动”是不太准确的。那个时候远远没有当下汉服运动这种有组织、成规模的社团,并不存在定期举行的、明确以汉服为主题的聚会,偶尔穿上“汉衣冠”的那些人也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对于汉服社团的归属感。我认为民国时期出现一些人们穿上的“汉衣冠”还有“深衣”,更多的像是民族意识觉醒的外化和表现,他们的精神与当下汉服运动一脉相承,但确实不曾明确提出“复兴汉服”的口号。这里只是为了方便起见,以及和我们十几年来的汉服界话语体系保持一致,本文把民国时期对于汉衣冠的实践也暂且叫做小规模汉服复兴运动。

黎舞

字宸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硕士,

专业为现代中国研究,2011年接触汉服。

自断根脉的悲剧:

我们能从民国汉服运动的失败中反思到什么?

起始时间

民国:

借鉴日本的词汇Kokusui,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约在1902年前后为中国引进了“国学”概念。“汉衣冠”的提倡与复兴作为民国时期国粹运动中的一部分,可以以晚清国粹主义者们正式聚集在一起、创办刊物为开始的节点,《国粹学报》正式发行的1905年作为民国小规模汉服复兴运动的起始年。

当下:

思潮酝酿于2001-2002年,线下正式开始于2003年。两次汉服运动可以说前后相差了一个世纪。

参与成员

这里只详细介绍一下民国的情况,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们自然可以从中找出今日的影子。

国粹派

真正的同袍前辈,一脉相承的汉服复兴者

清末民初的国粹学派是一群以正本清源、保护华夏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良心学者。他们有着十分超前的政治远见、能够不被社会上一时的表象所蒙蔽。国粹学派深刻的认识到“国学即国魂、国粹亡则国亡”的道理,不满社会上崇洋媚外、醉心欧化的风潮,但是同时并不敌视西方先进的思想进入、欢迎欧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积极的改观。比如许守微在1905年发表于《国粹学报》第9期的文章《论国粹无阻与欧化》中谈到:

“国粹者,一国精神之所寄也。其谓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之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是故国粹存则其国存,国粹亡则其国亡,此非余一人之私言也。……是故国粹以精神而存,服左衽之服,无害其国粹也;欧化以物质而昌,行曾史之行,无害其欧化也。”

国粹学派的主张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远远没有过时,不仅如此,还被社会的发展不断的印证着。“国粹也者,助欧化而愈彰,非敌欧化以自防。”他们虽然是当时的少数派,在现在来看,却是掌握了真正能够救亡图存的正确途径的一群人。孔子曾指出不同的人觉醒的方式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或许时至今日,在华夏传统文化日渐衰落人才想起来要保护文化遗产的我们,正是“困而知之”的那群人。

1905年《国粹学报》的发刊词详细的说明了办这个报刊的目的,这里摘取小段原文,感受一下国粹派的先见之明:

“盖化裁为变,推行为通,观会通以御世变,是为通儒之才。但所谓观其会通者,非齗齗于训故词章之末,姝姝守一先生之说也。乃综贯百家,博通今古,洞流索源,明体达用。……学术湮没,谁之咎欤?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穷则必通。士生今日,不能籍西学证明中学,而徒炫皙种之长,是犹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水竭。有是理哉?……不揣固陋,拟刊发报章,用存国学,月出一编,颜日国粹。虽夏声不振,师法式微,操钟鼓于击壤之乡,习俎豆于被发之倍,易招覆瓿之讥,安望移风之效?然钩元提要,刮垢磨光,以求学术会通之旨,使东土光明,广照大千,神州旧学,不远而复,是则下士区区保种爱国存学之志也。”

国粹学派里的大师章太炎,俨然就是我们今日的汉服同袍。据章太炎回忆,他的父亲曾经嘱咐过他,自己死后一定要着深衣下葬:“吾家入清已七八世,皆用深衣殓。……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加清时章服。”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对他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后来旅居日本的时候,就在一件和服上绣上了“大汉”两个字,以寄托对汉人衣冠的向往。1913年,新婚燕尔的章太炎因为参与了声讨袁世凯的活动而被捕,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期间,他便将这件绣着汉字的和服寄给自己的夫人作纪念,章太炎后来也谈到这件和服是他一生最挚爱的衣服。

陈存仁(1908—1990)先生的《阅世品人录(章太炎家书及其余)》里面还记录着章太炎先生结婚时候穿了明制服装的场景:“我又问许福,章太炎那次结婚到底闹些什么笑话?他说:新娘子不穿礼服,着的就是便装。而章太炎穿不知是哪里找来的一身怪衣(按:乃明代服装),戴的是一顶其高无比的大礼帽,走路时,两手乱甩不已,连孙大总统都笑到合不拢嘴来。司仪喊着三鞠躬,大礼帽落在公开二次,又惹起捧腹大笑。”

国粹派,尤其是以《国粹学报》为代表的编辑和作者们其实非常年轻:在1905年《国粹学报》开始正式出版发行的时候,两位编辑邓实28岁,黄节32岁。作者里面,年龄最大的是黄宾虹40岁,陈去病31岁,邓实28岁,黄节32岁,最年轻的是刘师培和马叙伦,都只有21岁,大儒章太炎当时36岁。他们不仅年轻,而且还是“体制外”学者,这些作者和编辑们都不曾考取过功名,有的是没考上,但有的也是从一开始就不屑于和这个腐朽的体制合作(比如章太炎),进入传统型的学术精英的行列中。尤其是从1905年以后科举制度被取消,这些国学大师们便从此以《国粹学报》这些平台为基础、通过市场有机的竞争和筛选而作文成名。这一点倒是很像在汉系微信公共平台经营并发表文章的我们。当是这些《国粹学报》作者们确实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草根”,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很低,但是像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日后都成长为了民国有名有姓的国学大师,不知与他们同时期的科举考试中走出来炙手可热的状元、榜眼们,又有几人名存至今呢?

国粹派当年办的报纸刊物也是非盈利的,主要收入来源一般就只有少得可怜的订阅费和主编们的捐款。据史料记载,是两位主编邓实和黄节拿出了他们自己的积蓄支撑了《国粹学报》创刊的前三年(1905-1908年)的出版和发行。1908年以后虽然也有开始向《国粹学报》的读者们募集资金,但是后三年依然大部分出版费用还是来自两位主编的捐款。我并没有查到什么直接的资料显示《国粹学报》为何没能在1911年以后再继续下去,但是我猜测,除了那未曾料想到的辛亥革命打断了国粹主义者们的原定计划以外,很大程度上也是跟这种依靠捐款的非盈利经营模式难以维系分不开。1918年,自《国粹学报》停刊以后,黄节第一次和邓实重逢,百感交集之下,他作了这样一首诗,大家感受一下这爆出屏幕的无力感:

《沪江重晤秋枚》:

国事如斯岂所期,当年与子辨华夷。

数人心力能回变,廿载流光坐致悲。

不反江河仍日下,每闻风雨动吾思。

重逢莫作蹉跎语,正为栖栖在乱离。

这些饱读诗书的文化民族主义者,期盼着从真正的华夏文明中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全凭“发现国学、弘扬国粹”的情怀吊着一口仙气儿。这个世界是由资本运作的不假,但是我相信“天不变、道亦不变”,我们总还有一些道义是可以被坚守的,也是值得被坚守的。大众文化可以在市场的需和推动下层出不穷,但是一个民族思想的最精华部分却可以沉淀几千年不倒,这一点我们应该感到自豪才是。我们只管做我们认为正确而有益的事,传承着我们认为值得传承的精神,永远记得,我们为民族复兴贡献的努力,可以远远超于我们肉身的逝去而不朽。除此以外,但尽人事,莫问天命。

革命派

国粹派同袍的孪生兄弟

这些坚决排满的革命派其实跟满清政府是一个因果关系,彼此立场相互排斥和对立。革命派也更像是国粹派同袍的孪生兄弟,像当下以汉网为代表的那些皇汉同袍。他们的主要动力是仇满、排满,源自于那些被反复印刷并经常翻阅的《嘉定三屠》和《扬州十日记》;他们穿在身上的那些汉衣冠更像是一枚别在胸前的徽章、一面举过头顶的旗帜,是他们推动反清排满革命的符号表达。虽然革命派和国粹学派都支持汉衣冠、都想复兴汉室,但他们更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由同一个目标衍生出来的两派不同做法。支撑革命派的感情,是由痛惜自己民族被蛮夷侵略所产生的仇恨;而支撑国粹派的感情,更多的是由仇恨异族统治回归到的对自己民族的热爱。

仇恨是一项负资产,它是消耗品是负能量,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激发斗志但是难以坚持长久,是可以在最需要的地方燃起一把所向披靡的熊熊烈火、但烈火过后只留下一片废墟,不但过度消耗了自己、又容易把潜在的朋友变成敌人。仅仅依靠仇恨维持的运动是走不长远的,(即使成功了,那么)仅仅建筑在仇恨之上的政权也是难保长久的。我并不是想要责怪革命派——毕竟读了《扬州十日记》等文如果还无动于衷的那简直连基本的人性都泯灭了——而是我觉得如果想要在复杂的局势面前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案,那么不被自己强烈的个人感情所支配、用和平理性的方式思考问题反而会很高效。铭记国仇家恨固然重要,但是在此之外更需要一种内生的热爱、感情才能历久弥新;需要一种血亲家庭一般宁静的温馨、才能够让经历了太多紧张、委屈、孤独、恐惧、迷茫、沮丧的内心得到充分的放松和修复。我认为这对我们当下的汉服宣传也很有借鉴意义:如果只是一味反复而机械的宣传明清之际在江南地区发生的那些大屠杀,不仅我们自身容易招来各种恶意的猜测和骂名,也容易在没有产生过汉民族意识的人群中反弹起厌恶和排斥的情绪,继而让进一步的汉服宣传推广举步维艰;相反,如果我们能用诚意和真情来感化其他的汉族人,不强求、不评价,尊重每个人在消化一段骇人听闻的往事时长短不一的接受过程,让他们在民族自豪感中自然的唤醒民族意识,从内心深处萌生起作为炎黄子孙的责任感,那么对于一个正确的汉民族历史观的塑造接下来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复辟派

康有为、袁世凯等——兴汉的猪队友

有道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神对手,也就是欧化派(主张全盘西化),一直都在,这类人虽然过于激进了,但是至少大部分是真心希望中国社会尽快进步的正人君子,是从心底里信仰他们所推崇的科学和理性的。而且在国粹运动初期,欧化派和国粹派的关系一直也很融洽。

但是像康有为、袁世凯这种人,搞出个孔教会、复辟个帝制这种根本就无从洗白的倒行逆施,真心兴汉的国粹派那些文弱君子们确实是招架不住。我看到很多网络平台上同袍们对于孔教会、袁世凯等恢复汉服体系的努力都是持赞许态度的,可能是由于太过痛心民国时期缺少大力倡导汉服复兴的身影。然而评价一个人做过的事情,不要单纯看他在呼吁什么汉服复兴运动观点,而是要看他做这件事情背后的真实目的。即使是当下的21世纪,那些言必称西方文明、现代社会,口口声声说要和先进的国际水平接轨的人,心底里未必真正接受和认同人权、民主、自由、平等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在第一届孔教大会上,陈焕章就曾经提议:“凡支分会会长必须制深衣章服,会员愿制服者听。”把深衣摆在了一个非常显眼的孔教儒服的位置。李竞恒的论文《衣冠之殇:晚清民初政治思潮与实践中的“汉衣冠”》一文也分析认为,“汉衣冠”因为被迫与帝制事件捆绑在一起,而脱离了最初的民族表达,被社会视为建设现代整体的负面遗产而被抛弃。

其实在民国初年,是有政府层面对于恢复汉服祭祀服制的努力的,毕竟民国政府也有着很明确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目标。1914年8月,民国政府就曾推出《祭祀官服制》,以明制为基准,努力规避其中明显带有帝王专制社会等级制度的成分,而保留其中的文化、礼仪传承。然而同年冬至,这份考据成果却被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拿走用来祭天了,此时的祭祀官服便在社会舆论上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比如《大公报》十分犀利的指出:“此总统之所以尊于帝王欤?”不管民国政府的初衷是怎样的,袁世凯穿着民国政府方面考据出来的祭祀官服祭天这件事情,在随后的很长时间之内都被认为是他的“帝制萌芽”。这1914年的冬至日终究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国家基本的祭天典礼。

孔教会、复辟帝制,它们简直就像毒瘤一样的存在,他们只是猪汉服复兴运动观点,不是队友。他们拒绝接受西方文明中那些能够提炼出来的普世的成分、表里不一、蔑视人权、守固陋而自肥,这类人一定要防,但是别招惹他们,不然他们就会像一滩烂泥一样糊在身上甩都甩不掉,现代汉服运动要想避免重复当年汉衣冠遭受的飞来横祸,还是能躲多远躲多远吧。

有同袍在点评李竞恒的论文《衣冠之殇:晚清民初政治思潮与实践中的“汉衣冠”》一文时称洪宪帝制是民国汉服运动的“死亡之吻”,是政治捆绑了文化,这个观点我是十分赞同的,但进一步我也认为袁世凯称帝事件只能算汉服运动失败的一个导火索、一个积怨多年的引爆点,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之所以会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以至于汉服以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都被都被视为阻碍中国进步和现代化的罪魁祸首,最本质的原因还是在于当时人们内心的自卑和崇洋心态,全盘西化、盲目求成的急迫感,以至于身为华夏儿女,不惜饮鸩止渴、自断根脉,导致了矫枉过正的悲剧,让百年之后的中国依然承受着这场文脉断绝、信仰崩溃的悲剧。既然整个“国学”概念都可以全盘否定,那么作为一件衣服,汉服又怎能有任何独立的复兴发展空间呢?因为有了民国那次汉服运动的失败,当下汉服运动又比当年多出了一个任务:我们不仅要复兴汉服、保存国学,还要“灾后重建”,在这片信仰的废墟之上重塑我华夏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信仰。

泪神

变异的钱玄同——民国版的春梅狐狸

我之所以觉得钱玄同像民国版泪神,是因为他们都曾经为汉衣冠/汉服产生过积极的贡献,具备一定的服饰考据知识、然而又日后黑化。作为国粹学派章太炎的一个弟子,钱玄同也曾经非常支持传统文化,还作文《深衣官服说》考据汉服的深衣服制,又曾经亲自穿过深衣上班,试图引领起“复古”的风气。然而很多史料都有记载钱玄同确实本身就是一个喜欢极端化的人。随后的几年,钱玄同转变了态度、开始用恶毒的语言抨击传统、汉字、汉语。

在新文化运动中,钱玄同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对中国文字的评价是“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因此,“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其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他还支持“将中国化连根拔去,将西方化全盘采用”。像钱玄同这样本身有较高的传统文化造诣、做事又很有激情的人,他在支持汉衣冠的时候固然也是一件幸事,然而也正是这类人当他反过来走上兴汉的对立面的时候,造成的破坏能量之大要远远超过一个油盐不进、愚昧麻木(唤不醒民族意识)永远只满足于自身吃饱穿暖的底层百姓。

我觉得现代汉服运动初期蒙受了两场巨大的损失,一是溪山琴况先吧主的辞世,二就是春梅狐狸的黑化。我们没有能力阻止死亡带走我们尊敬的人,但是我们却可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把曾经的朋友变成敌人。现在中国的人心如此复杂,即使愿意加入汉服运动、真心愿意复兴汉服的同袍,大家也是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经济实力、教育程度和成长经历,想要在“复兴汉服”这个大前提下分散出来的各种细枝末节里取得共识,恐怕也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易事。我们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如何让汉服运动的魅力足够把自身条件各异的大家都心悦诚服的团结过来,不至于抱着一腔热血而来、三五年以后寒心退出。一个人太玻璃心、或是容易走极端固然有他自身的不足,但是对待自己一件真心热爱过的事业,若不是经历了不幸、伤透了心流干了泪也不会黑化。这就好像,一滴墨汁滴在水杯里,水立刻就变色了;一滴墨汁滴到大海里,大海并不为之改变。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只有“一杯水”的人出现,但我们可以尽最大的努力,不把墨汁滴进他的杯子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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